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成舍我为我国杰出的一代报人，其母肖宗让是留法归国的知识女性。作为五姐弟中唯一的男孩，成思危备受家人关爱，父母对他的学习也格外关注，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

　　成思危虽然没在湖南生活过，但他却继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里有股倔劲，身处逆境时不沉沦，处顺境时不懈怠，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16岁离开家门，奠定了我走上报国道路;第二次，46岁去美国学管理，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第三次，孙起孟老先生动员我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人生的三次转折，见证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而第三次转折，也使他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成思危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建树颇著，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还牵头组织了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课题研究。1997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现在的成思危更愿意被人称作“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洞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大势。

　　近日，成思危先生在其民建中央机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坐在记者面前的成思危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长者，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平和的眼神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成思危先生思路敏捷，侃侃而谈，将自己求学治学的艰辛经历娓娓道来。而高悬于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则彰明较著地显现了他的为人、为学和为官之道。

　　回到内地，是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从香港赴内地发展。可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您的一生。可那时您才16岁，哪来那么大的觉悟和勇气呢?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货币每天贬值，加上美国大兵性侵北大女学生事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心存不满。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内地来。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正好当时广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其实不单我，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憧憬。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香港的进步学生中可以说是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时报：父母当时对您返回内地持何态度?

　　成思危：我当时和母亲说想回内地读书，她很不赞成，希望父亲能阻止我。但父亲向来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专业选择以及婚姻，所以并没有阻止我。从而使我有机会在夏日的一个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思念你，曾给你写了几百封家书。

　　成思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我当时只收到一封，信中母亲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们应该已辗转到了台湾，但我无法回信。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永为憾事。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回内地，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国经济时报：从香港回到内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

　　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后改名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我负责进行了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我还翻译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穴硼专辑?雪》等，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忍受着和父母分离的痛苦，心怀报国志向来内地的，但在文革期间您却被扣上了“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当时，有没有觉得委屈?您是如何度过这些阴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间，我由于“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扣上了 “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只能从事一般科研工作。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迷茫，也很委屈。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

　　这段时间，我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但我不愿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自学了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日、德、法三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直到1972年，美国华人“保钓”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随代表团来了。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就是周总理的这句话，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特嫌”也因为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